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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亞太律師辦理公安徇私枉法案免刑

來源： 發布日期：2023-12-29點擊量： 分享到：
 
      【關鍵詞】公安、指導員、徇私枉法罪

      【判決結果】免予刑事處罰

      【辯護律師】
       高正綱，安徽金亞太律師事務所刑辯分所副主任、金亞太刑事業務中心副主任
       魯鑫宇，安徽金亞太律師事務所刑事業務中心稅務犯罪辯護部副主任
 
      【案件信息】
       2023年3月，A某（原某地公安指導員）慕名到安徽金亞太律師事務所委托高正綱、魯鑫宇，并提出其已經被檢察機關以濫用職權罪立案偵查。

       一、前期溝通：預判案件發展趨勢，初擬辯護策略
       經初步溝通，高正綱、魯鑫宇認為本案擬指控A某涉嫌濫用職權罪法律適用錯誤，后期可能改變罪名為徇私枉法罪。雖然徇私枉法罪的量刑可能更重，但是律師需要對案件不利局面進行預判與準備。

       二、偵查階段：多次與檢察機關溝通，鎖定有利情節
       在偵查階段，多次與承辦檢察官溝通，掌握案件節奏，緊跟案件期限，鎖定自首、立功等有利情節，并提出本案不構成濫用職權罪的辯護意見。

       三、審查起訴階段：拒絕緩刑量刑建議，爭取免刑建議
       在審查起訴階段，高正綱、魯鑫宇第一時間閱卷，充分閱卷后出具本案不構成濫用職權罪的辯護意見。第一次和檢察官溝通，檢察官告知經討論，采納不構成濫用職權罪辯護意見，但擬給出A某構成徇私枉法罪，建議緩刑的量刑，并要求對A某進行社區矯正評估。高正綱、魯鑫宇經和A某溝通，拒絕了檢察官緩刑意見的認罪認罰，再次提交建議不起訴辯護意見書，并就案件事實、證據、情節等爭議點多次與檢察官電話溝通、當面溝通。檢察官同意再次上會討論，最終采納律師意見，改變緩刑的量刑建議，達成可以免予刑事處罰的共識。

       四、審判階段：事實爭議推動量刑成果，終獲免刑判決
       在審判階段，為進一步確保免予刑事處罰決定，高正綱、魯鑫宇將案件事實存在爭議、證據存在矛盾，是否構成從犯等作為重要辯護內容，以“事實爭議”推動“量刑成果”。

       最終本案一審開庭后，經法院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判處A某免予刑事處罰。
 
      【律師寄語】
       高正綱：專業辯護讓一位曾經優秀的人民警察保留體面
       魯鑫宇：大膽設想，仔細求證，尋求案件處理的最優解
 
      【裁判文書】


      【辯護詞摘要】
 
依法免處，在法與情之間取“最大公約數”
                       -A某涉嫌徇私枉法一案
 
       尊敬的審判長、審判員、人民陪審員：
       經充分閱卷，多次與A某溝通，辯護人認為，第一，A某在本案是基于朋友關系為在辦案件打招呼；第二，指控A某構成徇私枉法罪證據存在矛盾；第三，不能排除D某逃脫刑事責任是基于其他原因；第四，A某對D某一案刑事違法性認識程度不高；第五，即便構成犯罪，A某具有多項從輕、減輕情節，參考全國類似案例，可依法免于刑事處罰。具體意見如下：

       一、準確認定本案的事實
       2017年2月10日，S公安局X派出所副所長B某在日常檢查中發現H游戲廳涉嫌開設賭場，隨即將S某、Y某帶至派出所詢問。

       案發后，A某接到其朋友C某電話，C某在電話里請求A某幫忙詢問一下情況。后A某、C某以及D某三人開車前往派出所，由A某找到B某詢問情況，B某說明情況后，A某代C某送給B某兩條軟中華香煙，并代為請求B某將D某的名字在筆錄中予以刪除。后D某請托D某、E某等人請托X派出所所長F某解決此事，A某不再過問此事。

       2021年10月11日，A某主動到S紀委監委說明情況，并對F某、B某案的偵破起到重大作用。

       2022年3月10日，S紀委監委結合A某的具體情況，認為符合不追究刑事責任的情形，對其作出撤職處分。

       2022年6月28日，D某以開設賭場罪、行賄罪被S法院判處有期徒刑3年4個月。

       2023年3月24日，H檢察院對A某涉嫌徇私枉法進行立案偵查，A某積極配合偵查

       二、指控A某構成徇私枉法的證據之間存在矛盾

     （一）本案證明核心事實的證據存在矛盾

       1.關于Y某簽署筆錄的份數存在矛盾
       B某證言：“L某就按照我的指使，把D某名字從Y某的筆錄里刪除，重新讓Y某在筆錄上簽字，所以案發當天Y某的筆錄只記錄電玩城的老板是S某一個人。”

       L某證言：“問完后B某來看了下筆錄...我就按照B某的要求在原來的筆錄上修改,刪除了D某的名字，然后打印出來讓Y某簽字。”

       通過B某、L某的陳述可以看出，在Y某接受第一次訊問后，L某按照B某的要求將筆錄重新打印，并讓Y某重新簽字，那么Y某在第一次訊問后，一共簽了兩次字。
 
       但是按照Y某的證言來看：“問：當天談話做了幾份筆錄？答：就做了一份筆錄。”Y某只是簽了一次字，兩者之間存在矛盾沖突。

       2. 關于訊問S某的人員存在疑問
       依據在案證據，B某系訊問S某的辦案人員，L某系訊問Y某的辦案人員，兩人分別訊問不同的人員。

       而依據S某的證言：“派出所找我談話調查時,當時談話的人是兩位民警(之后知道X派出所副所長B某和民警L某)，...”

       當晚訊問S某的辦案人員為B某、L某，證據之間存在矛盾。

       3. 關于C某是否下車與A某一同說情的事實存在疑問
       首先，C某陳述該事實的兩份言辭證據存在沖突，在2021年證言中指出其未下車，而是與D某一起在車上等待；而在2023年的證言中，則指出B某與A某交流時他本人也在現場，兩者之間存在矛盾；

       其次，D某就該事實的證言與B某的證言也存在矛盾，D某稱C某與其一起在車上等待A某，并沒有下車；而B某的證言則指出C某在A某來之前，已經向其詢問過案件情況，過了一會A某才進來，因此兩人的證言也存在矛盾。

       4. 關于A某向D某反饋的內容存在疑問
       在A某向D某反饋的內容中，D某指出A某陳述B某將D某名字劃去了；而C某2021年11月11日的證言中只指出A某僅反饋這件事情不好搞，需要找F某。兩人的證言存在矛盾。

       綜上來看，關于證明本案核心事實的證據之間存在多處矛盾，不能形成完整的證據鏈。

     （二）本案缺少核心書證
       依據偵查機關的指控來看，A某徇私枉法的行為是授意B某在對Y某的詢問筆錄中刪除關于D某的事實，從而幫助D某逃脫刑事責任追究。故Y某于案發當晚（2017年2月10日晚）的詢問筆錄是指控事實成立的基礎證據。但是通過審查在案證據來看：

       首先，本案并未將Y某于2017年2月10日晚所做筆錄附卷，該重要書證缺失；

       其次，在指控事實中，B某、L某二人在對Y某第一次詢問后，B某讓L某將D某的名字刪除，再重新打印一份詢問筆錄，要求Y某簽字確認。對于該事實，本案無Y某兩次簽署的詢問筆錄予以證明。

       綜上，對于A某授意B某刪除D某名字的事實，有且僅有言辭證據予以支撐，對于可以收集的客觀證據Y某詢問筆錄未予以收集。本案遺漏重要證據，導致指控證據不充分。

       三、不能排除D某逃脫刑事責任是基于其他原因

       起訴書指控A某的“授意”行為使B某在筆錄中刪除了D某的名字，從而導致D某逃避刑事責任追究，但是結合在案證據，以及人民警察職務劃分來看，本案不能排除D某逃脫刑事責任是基于其他原因。

     （一）在案證據顯示，S某開設賭場一案中，有其他公安人員說情、打招呼
       依據B某證言，S某開設賭場一案發生后，S某、D某于當晚即委托E某向B某說情、打招呼。因此當晚為該案說情、打招呼不止A某一人。

     （二）在職務等級上，A某沒有授意B某徇私枉法的權力基礎
       辯護人對S公安局的機構設置進行了簡要梳理，具體如下：


       首先，在機構設置上，A某屬于公安局內設機構的干警，B某則屬于公安局派出機構的干警，二人之間不存在業務上的領導關系；其次，在職務等級上，A某系三級機構指導員，而B某則是二級機構的副所長，B某的職務等級高于A某。

       無論從機構劃分還是職務等級上來看，A某均不具有“授意”的職權，起訴書指控因A某一句話促使B某冒著承擔刑事責任的風險去幫助D某逃脫刑事追究，不符合基本認知邏輯。

       值得注意的是，本案另一位說情打招呼的干警E某（時任S所的所長），是公安局一級機構負責人，職務高于B某，且與X派出所的所長F某關系親密，其說情的影響力要遠大于A某。

     （三）在人際關系上，A某與B某事先并不熟識
       據A某陳述，本案前，A某與B某并不熟識，兩人私下也無密切來往。A某于2023年3月20日的詢問筆錄提到在其得知辦案警官為B某時，并非直接打電話給B某，而是通過其他人找到B某的號碼聯系B某。由此也看出A某與B某在此前無太多聯系，B某基于A某的一句話授意，進行徇情枉法不符合常理。

     （四）C某等人證明推動B某徇私枉法的另有其人

       上述言辭證據證明，是否追究D某的刑事責任不是B某一人可以決定，A某僅是找B某說情一次，遠不足以推動整個案件的變化，真正推動B某徇私枉法的并非A某，而是另有他人，A某對B某徇私枉法行為產生的結果無直接因果關系。

       四、A某對D某一案刑事違法性認識程度不高

     （一）A某事先不知曉開設賭場的事實
       依據在案證據，首先，D某在開設游戲機室時，C某曾帶D某拜訪過A某，A某得知其開設游戲機室時，主動詢問是否具有合法有效的手續，在得到肯定回答后，告知D某不得利用游戲機室涉賭；其次，從賭場的設立來看，該賭場位于游戲機室的暗門內，較為隱蔽，A某事先并不知曉該賭場存在。

     （二）A某在得知可能涉嫌犯罪后，強調公事公辦


       A某在得知D某案可能涉嫌刑事犯罪后，向B某強調公事公辦，向C某強調認罪認罰，也從側面反映其事先對D某案的刑事違法性認識不足。

       通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程序上原辦案單位認為A某未達到刑事處罰程度，事實上A某主觀上不具有刑事違法性認知，客觀上實施了阻卻犯罪實施的行為，并在案發后積極配合調查，推動案件偵破，綜合評價其本人的行為未達到刑事違法性程度。

       五、彭德具有多項從輕或減輕情節，依法可以免于刑事處罰

     （一）A某情節輕微

       1.主觀上：A某主觀惡性較小
       首先，A某受朋友C某邀約，基于朋友義氣幫助打探案情進行說情，其主觀上無獲利目的；

       其次，在案證據顯示，A某幫助打招呼后，C某曾贈送兩條香煙給A某，但A某沒有接受；

       最后，A某在得知此案較為嚴重后，曾向B某表示公事公辦，并主動告知C某等人配合調查，也能看出其主觀惡性較小。

       2.客觀上：A某未充分參與徇私枉法行為
       縱觀本案A某的行為只有一點，即A某基于朋友關系向B某打招呼，代為轉交C某的兩條香煙給B某。

       即使A某存在要求B某刪除D某名字的行為，但基于職務等級、機構劃分、人情關系來看，A某不足以通過一句話讓B某徇私枉法，上文已分析，不在贅述。

       值得注意的是，本案后續均是B某與C某對接，A某未進一步參與其中，對于整個徇私枉法行為，A某參與程度較低。

     （二）A某具有多項從輕、減輕情節

       1.A某構成自首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六十七條 犯罪以后自動投案，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對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其中，犯罪較輕的，可以免除處罰。

       S監察委員會出具的“關于A某案件的說明”載明：“2021年10月11日，我委對S公安局X派出所副所長B某有關問題核實過程中，S公安局某大隊某中隊指導員A某在未接到我委通知的情況下，主動到我委辦案工作區就其在S某開設賭場案中違反“三個規定”，幫助D某等人說情打招呼等問題向組織說明情況,且提供他人有關問題線索,對偵破案件起了重要作用。“

       首先，A某在未接到監委通知的情況下，主動前往監委辦案工作區反映情況，系主動投案；

       其次，A某投案后，如實向組織說明相關情況以及自身問題，并對自己的錯誤深刻檢討，系如實供述；

       最后，本案對A某進行追究的事實與該情況說明中為同一事實，且A某始終配合偵查機關、調查機關調查，應當認定為自首。

       2.A某系立功
       依據起訴意見書及監委情況說明來看，A某主動說明情況對偵破案件具有重要作用，且檢舉他人受賄問題查證屬實，系立功。

       3.若認定A某與B某構成共犯，A某系從犯
       關于共犯地位的認定應當從其行為本身對共同犯罪的作用大小來判定，結合A某在本案中的作用來看，依法可認定為從犯，具體如下：

     （1）共犯構成原理中，包括主犯、從犯的劃分
     《刑法》第二十五條 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第二十七條 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輔助作用的，是從犯。...

       刑法共同犯罪中，明確規定依據作用大小區分主犯、從犯，從而最終實現罪責刑相一致。本案中，若認定A某與B某構成徇私枉法罪的共同犯罪，應當依據兩人在犯罪中的作用，準確劃分主、從犯。

     （2）教唆犯不能等同于主犯，依然具有成立從犯的可能性
     《刑法》第二十九條 教唆他人犯罪的，應當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處罰。...

       在我國刑事立法及司法實踐中，不能簡單地將教唆犯等同于主犯，依然需要結合其在共犯中所起的作用進行準確判斷。因此，若本案中將A某認定為教唆犯，也不能直接將其等同于主犯，需要結合其在案表現充分衡量，從而作出準確的定性。

     （3）A某的說情行為并非導致徇私枉法的重要原因
       辯護人結合全案事實，就本案中推動S某、D某一案徇私枉法的原因進行了仔細梳理，具體如下圖：

       通過上圖可見，A某的說情行為并非導致S某一案徇私枉法的決定力量，即使認定A某的說情行為對B某具有一定的推動作用，也并非主要作用。
  
     （1）A某參與時間短，對徇私枉法的作用力較小
       在案證據顯示，A某與B某說情后，后續對于D某、S某一案未繼續參與。此外在后續C某與B某的繼續交流中，A某既不知情，也未參與。

     （2）A某是本案唯一沒有獲利的人員
       結合本案C某的證言可以看出，C某曾希望贈予A某兩條香煙作為感謝，但A某并未接受。

       故本案中，A某基于朋友請托，礙于情面進行說情，在參與過程中，未獲得任何非法利益，也是本案唯一沒有獲利的參與者，從側面反映出其主觀惡性小于其他參與人員。

     （3）現有類似情況均作從犯處理的案例
       辯護人就與本案涉案事實高度相似的類案進行檢索，并與本案進行對比，供貴院參考，懇請采納。
注：具體法律文書附后

       針對上述兩案例，辯護人制作對比表與本案A某的行為進行對比，以進一步明確辯護人觀點：


       綜上，A某的行為與魏某某、尹某某的行為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對于A某認定為從犯符合法理，也符合司法慣例。

       4.A某已因本案受到懲罰，免于刑事處罰更加彰顯司法溫度
       “關于A某同志撤職處分的決定”載明，A某于2022年3月10日已因本案受到撤職處分，并受到相應的懲罰。在一年后的今天，立案體現司法的嚴謹，而免刑則能體現司法的溫度。

       5.A某在本案前無違法前科，系初犯、偶犯
       依據附卷A某的信息可以看出，A某在此案前無任何違法劣跡前科，且沒有受到任何處分。

       6.A某在警察生涯中獲得多次表彰
       作為人民警察，A某始終奮斗在警務第一線，在職業生涯中，多次因突出表現受到表彰；在疫情期間積極響應號召，沖鋒在抗疫第一線。

       綜上來看，A某在犯罪情節輕微的情況下，依然具有多項從輕或減輕處罰情節，依法可以免除處罰。

       六、現有大量生效案例支持辯護人的免處觀點

       結合本案事實，辯護人針對類似案件進行檢索，并形成檢索報告，以供貴院參考。

       1.全國存在大量類似情形不起訴案例
       辯護人以“徇私枉法罪”、“免予刑事處罰”為關鍵詞進行檢索，最終檢索結果為195件，其中近五年免予刑事處罰案件數量高達27件。

       2.安徽省免予刑事處罰案件節選
       鑒于安徽省針對徇私枉法罪做出的免予刑事處罰案件的數量較大，辯護人在此節選5例，供貴院參考：

     （1）梅某、任某徇私枉法重審判決書


     （2）解某、張某甲等徇私枉法罪，解某受賄罪等一審刑事判決書


     （3）趙巖、王朝輝、馬福標等徇私枉法罪再審刑事判決書




     （4）楊某徇私枉法罪一審刑事判決書


     （5）劉某某徇私枉法罪一審刑事判決書


       3. 類案與本案的對比分析

       A某案與上述五案情形高度相似，且A某情節更輕微，從輕、減輕情節更多，舉重以明輕，依法可對其免除刑事處罰。

       最后，一次礙于情面的打招呼，讓A某在兩年內先后接受紀委監委、市檢的雙重處罰。一次錯誤的“越軌”行為，讓這位奮斗在公安一線的人民警察，承受了不可磨滅的污點。

       懇請合議庭充分考量A某的各項情節，參考類似生效案例，依法對A某免予刑事處罰。

此致
某某市B區人民法院
 
 
 
辯護人：高正綱、魯鑫宇
安徽金亞太（長豐）律師事務所
二〇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撰稿|  魯鑫宇
編輯|  代娜娜
審核|  陶鴻、徐達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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